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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罪刑法定原则则强调稳定性和明确性，严格限制类推，两者的张力类似于实质与形式之别。

对法院院长来说，为人民服务不再局限于为自己单位的群众服务，更要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需求，积极采取措施，做到便民利民。因而，我们合并了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这两组样本，并分别计算了样本总体各项胜任特征的总频次和总平均分。

因此，作为法院院长，在按时按量完成案件审判任务的基础上，保证案件中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把错误率降到最低，是考评体系对法院院长的基本要求。比如，开通绿色惠民通道，快速办理诉讼业务。《辞典》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政府机构及其他专业组织中从业人员的通用特征，为我们通过分析法院院长的行为，进而识别其胜任特征提供了前提。此外，除了着眼于常见的通用特征，还应加强对大局意识、人文关怀等特殊胜任特征的关注。四、研究结论、贡献与启示 总结全文，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应具备的十项最重要胜任特征，包括八项通用胜任特征——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分析式思考、专业知识、信息搜集、人际理解、主动性，以及两项特殊胜任特征——大局观念、人文关怀。

对于具备怎样素质与能力的法院院长才能与现行制度相适应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法院院长需要分析的问题，有时是化解人民群众纠纷，有时是各部门各组织机构间的协调。参考文献： ［美］布鲁斯·阿克曼，2013a，《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见龚刃韧：《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尊重宪法权威——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载《法学》2015年第5期。刑法学者在中国刑法教义学与德日刑法教义学的比较中也做了类似的阶段划分，中国的刑法教义学还处在幼年阶段，而同期德日刑法教义学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尚未成年的、缺乏足够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青涩少年最终会长大，也会成为一个过度社会化甚至成熟到油腻的中年人。（周少华，2005）如果说周少华的解读更多是刑法政策意义上的话，那么刑法解释角度的理解可能更具司法意义。邵六益，2016，《政法与法政：司法话语的变迁（1998—2008）》，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而罪刑法定原则则强调稳定性和明确性，严格限制类推，两者的张力类似于实质与形式之别。（杨立新，2016）本文以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去苏俄化的表达背后隐藏着自由主义化的政治追求，苏俄刑法学与德日刑法学的争论，本质上乃是两种法学传统之争的体现。

孙光妍、于逸生，2003，《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载《法学研究》第1期。（王学沛，1997）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掌控了资源调配、生产、分配等各个经济环节，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几乎绝迹，民商事法律被极度压缩，只剩下调整人身关系的婚姻法还在发挥作用。李秀清，2002b，《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载《法学评论》第6期。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在于不断发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实现最终的实质平等。

社会危害性为刑法提供了具有伸缩性的抓手，可以根据需要将触角伸到很多没有被刑法直接规范的行为上去。⑦老、中、青年学者中都有坚持四要件学说的，可参见高铭暄：《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马克昌：《简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赵秉志、王志祥：《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均载《刑法论丛》2009年第3期。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真正落实罪刑法定的要求，需要重构犯罪构成理论，而在犯罪论重构中，对社会危害性的清理至关重要，需要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规范刑法学的领域，并引入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法益及其法益侵害。（金观涛、刘青峰，2010：151）公民与人民、个人与集体，构成了苏俄化的社会主义刑法传统与德日化的自由主义刑法传统之间的本质分歧。

近代启蒙哲学改变了君权神授的正当性谱系，天赋的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的基础。（邵六益，2017b）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课题新时代政法传统的转型与重构（项目编号：ZK20170422）的阶段性成果。

但即便是在婚姻法领域，婚姻法实践也蜕变为检验敌我矛盾的场所。对社会危害性的强调会使犯罪论蜕化为直接运用社会危害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邹兵建，2015），难以实现以犯罪构成理论出罪的功能。

为了避免刑事政策直接进入刑法所带来的冲击，有学者借助宪法学中的宏大概念、法律原则来润滑这种贯通，使得跨越李斯特鸿沟成为一场法学内部的对话，以保证刑法的封闭性，实现政治与法律的二分。（贝卡利亚，2005）换句话说，罪刑法定是符合近代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律的要求。但是，四个要件之间并没有层级关系，在这种平面型的犯罪认定体系中，为了实现专政与打击犯罪的要求，很容易会突出实质判断而忽略形式上的限定——一旦确定了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其他的构成要件几乎无法实现去罪的可能。追求结果公平的政府势必会超越最小政府的限度，过度的政府权力会导致腐败，最终沦为暴虐的来源。但是在公民-社会-国家的框架中，公民个人的诉求成为政治的基石，抽象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刑法学界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其实并非法学界的个案，而是与整个知识界的思想状态一致的。

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束缚公民，对公民施加刑罚的理由，主要因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以法律限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权利是具有正当性的。陈兴良、周光权、付立庆、车浩，2017，《对话：刑法阶层理论的中国司法前景》，载《中国应用法学》第4期。

在写作和后续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邹兵建、李波、李强、赵希、方军、车浩等师友的帮助。参见劳东燕：《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共识远大于分歧，所以迪昂才会说两者提供给美国人民的政治议题是一系列虚假选择，两党都没有给民众提供自由主义之外的选择，失败的意识形态下的党派之争无法掩饰它们同为自由主义的不同子嗣的事实。刑法教义学假定法规范本身具有正当性，以价值无涉的立场反对道德、政治等内容混入刑法的科学化研究之中（陈兴良，2005），隔断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联成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这种奇怪的组合的出发点在于，要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第三，行为人只有在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形下实施上述行为才具有可责性，在有责性判断阶段，主要是将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无责任能力、欠缺违法性认识、期待不可能等情形排除在外。唯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更好地实现法学知识转型，也才能够回应彻底去苏俄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成了另一种选择。

这种学术思潮对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改变了共和国前三十年间法学界以苏联为师的进路。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构成了刑法学经典命题李斯特鸿沟，其最初的含义是要在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构建一道栅栏，防止刑事政策侵入刑法的领地，保持刑法本身的封闭性，以此维护刑法的谦抑性。

（毛泽东，1966：14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八条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尽到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但是只有人民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共同纲领》第四条、第五条），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应该被剥夺，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必要时候可以剥夺。刘颖，2011，《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北京：法律出版社。

如美国宪政是由建国、重建和新政三种传统共同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要在上述三种传统之间进行代际综合（阿克曼，2013a）。（刘复之，2000）国家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即便在某些犯罪行为中，没有直接的受害人，社会危害性理论也会构建出抽象的公共秩序、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以此作为界定犯罪与否的标准。

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的确立离不开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贝卡利亚的这一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共识。刑法学界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陈兴良，2012a，2012b），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陈兴良，2000，2006b） 为了更好地清除实质化犯罪理论的影响，需要改造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判定分解为形式化的构成要件、法律化的违法与实质上的罪责，由此构建起阶层论的犯罪构成理论。如在当时的离婚案件裁判中，提出离婚的一方经常被认为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腐蚀。

但是对于类推应当是很谨慎的，并且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

（周光权，2004：11） 苏、中两国的刑法都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核心。（三）驯化政策的刑法教义学 刑法教义学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与国别没有直接关系，德日刑法学、英美刑法学可以有教义学方法，苏联刑法学也有自己的教义学。

相比于学术化、规范化的含蓄表达，或许直接表明其自由主义视野更能显示学术上朴素的真诚（王钢，2015），也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双方的争议所在，更能够呈现其背后的宏大背景。就另一些案件而言，可能相反。